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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正义网·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直播)  http://live.jcrb.com/html/2007/31.htm

 直播时间:2007-10-20 9:00:00

 

征收房产税:为什么,凭什么?

 

主持人: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今天的北京天气晴朗,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创刊号首发式马上就要开始。现在嘉宾已经陆续进入现场。

主持人:本次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友好支持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科研处、检察日报社·正义网、北京英海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稍后正义网、新浪网将对此次论坛进行全程图文直播,请关注:http://news.sina.com.cn/pc/2007-10-20/27/3058.html。论坛上半场由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主持。

主持人:[张桂琳]:尊敬的各位来宾,非常高兴中国政法大学有幸承办这次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也非常感谢,各位尊贵的朋友,在周末来到这里,向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首发仪式表达衷心的祝贺。同样非常欢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一直关注中国政法大学的报道,首先我提议,为了表示对这次活动的祝贺,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张桂琳]:首先有请政法大学的校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编委会主任徐显明教授致辞。

主持人:[徐显明]: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校长应该是尽可能少的出席一些会议活动,但是今天这个会议我想还是应该来,想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社会科学各界历年来对政法大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今天毕竟是首发式,我们还要表达祝贺之意。第三句话,这个学报是政法大学来报,作为校长应该说几句希望的话。

主持人:徐显明:98年5月之后,一个概念在中国的高效已经流行开来,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是一流大学,我想有一千个大学有一千个标准,因为有一千个大学校长就有一千个不同的现在。即使是在美国,什么是一流大学,中国的高等大学是不是需要思考,我们说一流的时候,现在给我们的指标,包括国内两三家对高效进行排名,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都根据同一个标准对高效进行评价,但是研究完他们的评价标准之后发现,他们用的标准是单一的,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比一流更准确的概念,上一个世纪30年代初,大家知道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一个大学要受人尊重,不在大学的规模,不在大学的速度,而在这个大学有一代代受人尊敬的大师。

主持人:徐显明:哈佛大学校长前面那句话,一个大学要受人尊重,我们就应该想,在我们半成世界一流大学之前,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先办成一个受世人尊敬的大学,这个大学要受人尊重的话,我想标准绝不是单一的,有两种东西无法量化,这两种东西恰恰是被现在大学评价所忽视的。我个人理解,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第一必须是有德行,而德行恰恰是不能量化的,所以要办有德行的大学,这是受人尊重的前提。我想到中国古书里对大学的描绘,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在亲民,大学之大首先在于有大德,大德就体现在大师身上,大师身上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品格,一种品格是有高尚的人格,另外就是有最高深的学问,所以说大德和大学问的结合才能造就大师。

主持人:徐显明:所以说一个大学的德在大师身上体现,大师之外的其他人也应该有一个向善的追求,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学恰恰不是这样,大家可以打开新浪网,可以打开最受关注的媒体,在首页上做广告的那些大学,他们所瞄准的对象是什么人呢?都是最有钱的人,所以大学的市场化,大学的功利化,大学的世俗化影响着一个大学的德行,没有大德的大学,我认为是丧失了社会吸引力的大学。

主持人:徐显明: 那么大学里受人尊敬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能够创造知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学术创新,现在大家都在讲创新,尤其是一些领导人讲创新,在他们的观念中创新是非常单一的,就是指的科技创新,其实创新是一个思想体系。真正理解创新的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全局来对待。我们综合性大学里的所有学科,实际上可以成四大类,第一就是大家熟悉的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最高水平的创新一定是创新知识。大学是以知识为纽带把大家联系在一起,教学是传播知识,科研是创新知识,图书馆在收藏知识,我们为社会服务在运用知识,我们进行国际交流是交换知识,创新知识大概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最高要求。除了创新知识之外,还有工程技术类的学科,这只不过是在运用规律和知识,对这些学科来说,最高水平的创新不是新知识的产生。

主持人:徐显明:社会科学也可以分成两大类,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一种思想,而不是其他,所以新理论的产生,当然来自于新的判断,判断的系统化可能就是理论,而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才能形成思想。对社会科学以外我们人文的其他学科,文史、哲、艺术等,这些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创新一种文化,甚至给人一种新的向上的生活方式。把整个大学里的学科分成四类的话,绝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这就是我们大学里的市民。大学如果能够创新的话,应该同时在四方面展开,这样才是有吸引力的,才是丰富多彩的。

主持人:徐显明:大学受人尊敬的第三个方面,大学应该是思想库,我们不是跟在社会后面的一个社会组织,大学应该收藏社会的良心,没有思想的大学不能对社会产生引领的作用。如果一个大学受尊重是由知识方面组成的话,社会上对大学的评价正在单一化,完全是按照知识的量进行排名,其实大学和大学之间几乎是不可比较。我自己打过一个比方,前不久香港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发展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说,对综合性大学来说,是葡萄,单一性的大学好比是苹果,这些放在一起怎么比较呢?哪一个优,哪一个劣,大学和大学是不可比较的,所以说高等教育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学是不可模仿的,大学也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大学各有各的尊严。

主持人:徐显明: 如果要排名的话,我刚才说的两项,一个是德行,一个是思想,这两项恰恰是无法进行量化的,如果把这两项也高度在内,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进行评定的话,我相信产生思想的欧洲的大学的地位绝不在美国的大学之下。

主持人:徐显明: 如果要排名的话,我刚才说的两项,一个是德行,一个是思想,这两项恰恰是无法进行量化的,如果把这两项也高度在内,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进行评定的话,我相信产生思想的欧洲的大学的地位绝不在美国的大学之下。

主持人:徐显明:要办一所受人尊敬的大学,我希望我们的学报能够办一份受学人尊重的刊物,德行应该是高的,对我们办刊的人来说,不能拿它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应该是有创新性,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思想的净地,每期都有新思想的产生。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桂琳]:感谢徐校长,下面请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教授致辞。

主持人:李伯重:首先能对来参加这个论坛感到非常的荣幸,在这先祝贺政法大学学报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主持人:李伯重:首先能对来参加这个论坛感到非常的荣幸,在这先祝贺政法大学学报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主持人:李伯重:听了徐校长的讲话也有点感想,在过去一般学报的定位就是本校教师学术园地,展示本校学术成果的窗口,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局限,这里我谨就园地方面来说。过去我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曾经说过,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物质产品在俄罗斯、东欧国家有不好的声音,被认为是世界假冒伪劣主要的产地,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恶名改变过来,但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至少在文科中国恐怕还是世界最大的垃圾产品,在这个方面,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因为全国无数家学报,大部分学校都是为本校的学术职务晋升或者是种种关系发表文章,所以说就是按照一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所以结果是那么多的学术杂志,那么多的学报实际上如果在做的各位学者问一问自己,实际上那些文章几乎是不看的,所以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在外面非常恶劣的声音。

主持人:李伯重: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悲哀,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在蓬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在非常大的改善,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在精神产品方面处于假冒伪劣生产基地的地位,那确实是对不起国家。现在政法大学的学报从创刊开始,就立志高远,把学报不仅是办成精品,不仅是提升本校,也是提升国内文科学术风气,提升学术水准重要的平台,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主持人:李伯重:我相信有徐校长的支持,有那么努力的学者,我相信学报一定会做的非常好,谢谢。

主持人:[张桂琳]:感谢李教授对我们学报的期望,下面我们有请我们学报惟一的一位外籍老师满燕云博士致词。

主持人:满燕云:非常荣幸能够和国内学术界的同仁,我们的同事一道来为学报做一些贡献。刚才徐教授的讲话令我非常感触,刚才李老师讲的中国国内学术刊物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很有体会,确实现在有一些问题,当然了,我本人来说,我被李老师和杨老师参加邀请编委之一发言,主要是想我能为学报做什么。我是在85年去的美国,在美国待了22年,大学教书做教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这次回来,国内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20年的成就还是非常的钦佩,尤其是觉得,文科这方面,出版这方面进步非常之大。

主持人:满燕云:当然了路也很远,尤其是文科这方面,我能做的就是三个方面,我希望把我在美国15年的教学研究的经验和心得带到国内来,也希望和国内的同事一道进行交流。同时和国内也是学习,20年对国内的情况没有密切地跟踪,这次来也是交流、学习。

主持人:满燕云: 第二方面,我本人是学经济的,尤其是在公共财政、微观经济和政策研究方面有一些经验,这个学报不只是发表政治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出一些文章,我能够做到。

主持人:满燕云: 第三方面,最近我作为林肯研究院在中国部的主任,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和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我们做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不只有经费,我们也参与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这个中心资助和参与的一些学术作品,通过学报发表。

主持人:满燕云:我想起码这三方面我能出点力,但是也希望听到这里的同事们给我更多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桂琳]:非常感谢你的致辞,感谢给我们学报奉献的各种资源。下一个发言的是有请我们的校长助理王卫国教授致辞。

主持人:王卫国:我只想说一个想法,我们一般都认为学报是办给学者们看的,特别是办给学校以外的学者们看的,我们常常看做是一个学校对外展示的窗口。我想我们是不是还要想想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我们希望一个学校把它的学术成果聚集在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承担对学生的教育、引领和启发的作用,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报还要面向我们的学生,想一想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和他们怎么样进行交流。

主持人:王卫国:我希望我们的学报将来还能够开辟一些窗口,让我们的学生参与进来,和学生的交流和互动,甚至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赞助的基础上,免费的向我们的学生发放一些学报,使我们的学生更多地亲近它,不仅仅是在一个宝塔尖上的人阅读,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里阅读。我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想到的是对学生的责任,也算是我提到的第一条意见,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桂琳]:现在我们来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宁致辞。

主持人:王宁:我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会,政法大学创办学报,起点这么高,我觉得是给我们同行一种很好的激励,徐校长刚刚的讲话,给学校定了很高的起点,要办一个让人尊敬的学报,我想对徐校长的说法回应一下,我觉得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它的生态环境是社会,小生态环境是作者和读者,前者在当代应该落实到学术共同体和刊物评估的一些机构上,这两者谁说了算,这决定了刊物的发展取向。当学术共同体说了算的话,学术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是为学术服务的,当我们被一些评估的量化指标所制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路子会比较难走。我想这两者并没有太多的矛盾,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也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刊物,应该是让学术共同体,大家来尊重它,我想这才是校长说的受尊重的一个刊物,当然学术共同体尊重它,社会也会尊重它。

主持人:王宁:那么评估的量化应该说有些指标是有用的,比如说引用率,说明这个刊物对社会是不是有作用,但是,我觉得,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有引用率,这个可以去比,但是没有一篇文章可以在两个刊物上发表,这样就不规范了。同一篇文章都可能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不同的文章引用率有没有可比性呢?我觉得如果在同一个专业或者是同一个小的方向上应该有,但是不同的专业是没有的,因为学科是有宽有窄的,学术共同体的人数是有多有少了,所以说有些文章的轰动是背后事件的支撑,这些都不能成为刊物好坏的因素,所以说引用率虽然显示刊物在大环境中的影响,但是不能显示刊物是不是受人尊重。

主持人:[王宁]: 我觉得刊物的优劣,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大家说了算的,这是无法用数来计算的,人的知名度有时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刊物追求引用率就追求知名度,但是我觉得名人也会写水文章,因为约稿的人太多了,就会自我重复地写很多东西,因此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人,反而会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想法推出来。

主持人:[王宁]:现在的情况是,关注文章的是读者,读者和作者往往是同一个学术刊物的学术共同体,有时候我们天天计算量化指标,就把读者和作者无形中引导的只写不读,刊物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现在情况正是这样,大家都去写而不读,因此常常会一片文章,同样的标题,甚至于标题上略微做修改,很多人都写,内容都差不多,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刊物必须有守正的精神。

主持人:[王宁]:我想,在徐校长这样高的起点上,在主编、副主编,编委的努力下,政法大学的刊物一定会成为一个守正的刊物。谢谢大家。

主持人:现在是中场休息,与会嘉宾亲切合影。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下一个议程,研讨会的发言。由我来主持这个发言。我叫李德顺,这次请各位专家来研讨一下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首先请《高校文科学术文章》的总编辑姚申教授讲话。

主持人:[姚申]:尊敬的大会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上午好。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次活动,我想借这个机会谈几点个人的感想。首先我想代表我们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最年轻的学术杂志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创刊表示热烈的祝贺。

主持人:[姚申]我想谈的第二点想法,我个人由于从事这个工作的关系,对全国学术期刊的状况可以说有所了解,特别是对高校的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的学报情况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我这里有几个数字,大家可以听一听,在30年以前,也就是1977年我们中国高校的学报种类大概是150家,发展到20年以前,也就是在1987年学报的数量有所增长,数量是393种。到了30年以后,也有是今天,2007年,我们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非常准确的说法,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我们有一个全国高校资料中心的统计,我们的高校文科学报数量已经发展到1130多家。

主持人:[姚申]:大家可想而知,我们从77年的150家学报,发展到今天1100多家学报,可以说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不等于是质量的增长,有的时候可以说反过来,数量的增长制约了我们高校学报质量的提高。刚才李教授说到,现在的高校学报名声不好,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如果改变这样的情况,高校的学术期刊界也确实注意到了,怎么改变?政府主管部门也在下力气,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期和第二期加起来一共是18家高校的名刊,我们在座的像北京大学学报,就是首批高校名刊之一,教育部要推出这个名刊,一个是打造名刊,希望通过5年的时间打造10—20家左右在国内有影响,国际上有知名度的高校学术期刊,同时希望通过高校的名刊起的一个示范作用,改变目前高校学报千刊一面的状况。

主持人:[姚申]:大家可想而知,我们从77年的150家学报,发展到今天1100多家学报,可以说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不等于是质量的增长,有的时候可以说反过来,数量的增长制约了我们高校学报质量的提高。刚才李教授说到,现在的高校学报名声不好,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如果改变这样的情况,高校的学术期刊界也确实注意到了,怎么改变?政府主管部门也在下力气,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期和第二期加起来一共是18家高校的名刊,我们在座的像北京大学学报,就是首批高校名刊之一,教育部要推出这个名刊,一个是打造名刊,希望通过5年的时间打造10—20家左右在国内有影响,国际上有知名度的高校学术期刊,同时希望通过高校的名刊起的一个示范作用,改变目前高校学报千刊一面的状况。

主持人:[姚申]: 我们学术期刊到底怎么样发展,到底怎么样改革,我想这个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在思考,在座的各位也在思考,我个人对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的学报在今后的发展也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我觉得高校的学报,特别是高校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可能在今后要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主持人:[姚申]:第一,可能会走一条集约化的发展方向,所谓的集约化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就是组建以教育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牌工程,以重要的学术期刊为核心,或者以首都高校学术期刊为核心的中国高校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以及若干地方高校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形成集约化和规模化的效应。我想在组建高校学术期刊集团化的尝试,据我所知已经开始有所准备,高校出版社、学术期刊社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考虑。

主持人:[姚申]:第二,就是专业整合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照高校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模式,我们由全国高校统筹考虑,根据学校的通过优势和特色,集中力量由某一学校牵头,依靠全国性的专业委员会、学会,创办代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专业学报,比如说可以创办中国高校哲学学报,中国高校经济学学报,中国高校法学学报,中国高校历史学学报,等等,这也是一个设想。

主持人:[姚申]:第三,走一条联合办刊的发展道路,就是组成联合编委会进位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把某一个或者是若干各学科专业方面的稿件集中到一个刊物上去,形成相对优质和特色,合作学校相互把关,相互承认,从而互相支持,共同繁荣,把刊物做大做强。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学校已经在开始尝试。

主持人:[姚申]:第四,栏目共建的发展方向,由具有相通或相近学科和专业特色,实力相当的若干所高校的刊物合作办同一个栏目,依托相同或相近的专题研究学术背景优势,共同打造和建设具有品牌效应的学术专栏,这方面也已经在一些学报上进行了试点,比如说像南京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他们共同打造当代西方研究的栏目,进行了所谓的南南合作,这个栏目推出以后,影响还是很大。另外像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求实学刊,共同推出了一个栏目,也是从去年第一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应该说也还是比较成功的。

主持人:[姚申]:第五,所谓的内涵式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学校特色和独特的科研优势,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这方面的成功例子也不在少数。

主持人:[姚申]:我想我们要办好一本学术刊物,关键就是要打造这种刊物的特色,这个特色的形成我觉得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可能觉得还是一个决定性的激素,这个因素和这个刊物的主持人,也就是这个刊物的主编有很大关系,一个好的主编可以决定一本好刊物,反之亦然。大家都知道,最近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事实,就是《读书》杂志换主编的事情,由于主编的感到,《读书》杂志可能90年代和80年代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也可能由于主编的关系,杂志的影响和发行量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姚申]: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在座的清华大学学报,应该说在以前清华大学学报在学报当中还是比较普通的学报,特色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最近两年,清华学报充实了力量,只要大家留意到这份刊物都会感到这份刊物由于充实了新的主编,这刊物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我联想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主编、副主编,都是在学界非常有知名度的学者,我想有这么好的主编在,这刊物一定能够办的很好。

主持人:[姚申]:我第三个感想,我们办刊物不能仅仅满足发表文章,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刊物办成或者是搭建成科研成果发布、鉴定、评价的公共平台,我们想更进步的,我们应该通过对学术发展的走势预见、洞察和把握,通过学术期刊有意识地策划,通过提出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话题,从而引领学术潮流的发展。我衷心的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能够成为这样的一种学术期刊,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下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马自力教授发言。

主持人:[马自力]:各位同仁,李主编、杨主编,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首发仪式和高校期刊发展论坛,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杂志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首发、创刊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主持人:[马自力]:现在学报的创刊应该说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又是一件非常引人瞩目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期刊已经有1000多种学报,有这样庞大的数量,这样的现状下,又涌现出来一个新的学报,这个过程必然是非常的引人瞩目的。

主持人:[马自力]:我们知道中国政法大学从前有一本刊物叫政法论坛,它是政法学术的专业性的刊物,正像我们山东大学有一本文史哲杂志一样。这些在学界已经有盛名的学术期刊,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创办一个新的学报,我想刊物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决策人一定有非常成熟的、深思熟虑的设想和定位。

主持人:[马自力]:从徐校长的发言,以及我们刊物的创刊号,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刊物有非常高远的目标,有非常严肃的宗旨,而且也有它的特色,所以我就想对这个刊物的特色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政法论坛作为学术专业的刊物,它的学术性、它的定位和我们学报的定位肯定是有所不同,范围和指向以及特色有所不同,我们的学报,就是以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编、副主编专业的角度,而且已经有了法治文化这样的特色,而且提出了一级的文化概念,我想学校已经有了很好的起点。

主持人:[马自力]:我希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能够在全国法治文化论坛上能够树起一面大旗,能够起到引领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的学报、社会期刊都面临着许多困境,近一段时间以来,有许多学者和办刊人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建发过文章,说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作为一个最年轻的刊物,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十字路口,从创刊号上我们看出,学报已经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有一个法治文化这样的特色栏目,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能够在这方面办出特色,从而引领我们法治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

主持人:[马自力]:第三点,我想谈一下,我们作为学术期刊的责任,学术期刊承担着培育、发展和创新知识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主持人是刊物的灵魂,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李主编和杨主编既是专业领域里知名的学者,同时在期刊界在学术批评界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作为学术性的、文摘类的刊物同样也负有承担、反映学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责任,在这里首先向政法大学学报的首发创刊表示祝贺,同时作为学术类的文摘刊物,我们会密切地关注这本最年轻的刊物,为它的成长为它的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最后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成为全国高校学报界既是引人瞩目的生力军,同时也是学术期刊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感谢马自力教授的发言,下面请下面请奥睿律师事物所北京代表处主任满运龙发言。

主持人:[满运龙]:首先我声明一点,在座的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很多人都是著名刊物的主编,只有我是没有正式学术头衔的人,不过读过很多书,现在做的职业还是在事务所工作。另外我想声明一下,我现在是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并不是办事处的主任,我们没有主任不主任的,所以我这里说一下。

主持人:[满运龙]:我在学报的编辑、出版是非内行人员,外行仅仅是看热闹,我仅仅从外行的眼光对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首发,还有对它的一些特色做几点这样的观察。首先借这个机会,对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表示热烈地祝贺,从我个人经历而言,我离开国内也是20多年,在国外读书,然后在事务所工作,一直是从事国际商务方面的法律业务,应该说离开国内正式国内的学术界和氛围比较近,虽然说对国内学术界的发展有跟踪,但是一直很少参与,所以说我的观察只是一些表面现象看一下。

主持人:[满运龙]:我们国内的大学学报在什么样的起点上能够和国际的学术界去接轨的问题,当然了国内学术界有自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没有必要和国际上的做法完全一样,但是我也看到,国内的学术、学报,我们对前言的内容,每一篇文章前面有个摘要,都有英文的翻译,反过来看,国外的学术杂志不会把自己的内容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学术地位追求的差异。做这些翻译中间,我拿到刚出版的首期学报,我们对后面几页,对每一篇内容的摘要,英文是怎么样做的,我看之后,这个刊物在这方面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我看过很多国内的刊物,做英文摘要的时候很不严谨,把中文的句子生硬地用英文的语言翻译,如果是外国人看的话,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学报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基本是忠实地反映了中文的原意,首先在这里对编辑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主持人:[满运龙]:我就想,国内的学术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引进,我也很高兴看到有一篇贺卫方先生的文章,我觉得国内的学术文章还要很大程度上倚重国内的学术著作和国内翻译中间的解释,从而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我就想提个问题,学报将来会不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也发表一些非常高级的、经典性的论文,成为我们这个学报的特色。

主持人:[满运龙]:第二点,这是一份学报,是大学的文化园地,那么就应该面向大学的学生,让学生也能够参与。比如说国外的做法,学报的文章收上来之后,会让参与报刊编辑部的在校学生,让他们分工仔细地勘察这篇文章的引文,这样对学生也是一种训练,同时编辑部非常认真地查证学者引文的出处来源,而且会查证所要引述的意思和你所引用的出处里的文章,和你表达的是不是同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对写文章的人本身是一种促进,对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像这种做法是不是在学校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做得到。

主持人:[满运龙]:最后一点,刚才徐校长讲到,大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让学术界和社会界受到尊重的大学,我们学报作为大学的文化园地和文化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学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我很荣幸政法大学有机会邀请到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主持这个工作,我相信这个学报会办的非常好,而且会成为中国学报范围内的一个典范。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律师》前主编刘桂明先生发言。

主持人:[刘桂明]:我讲讲我办刊物的感受,学术性的刊物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功底,但是我可以从办《中国律师》的角度,谈谈对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刊物的思路,我认为思路是抓住三个问题。

主持人:[刘桂明]: 第一,定位问题,任何一家刊物,你要搞清你的刊物是谁在办,办给谁看,原来我办《中国律师》的时候,就是一本不仅仅适合中国律师阅读的刊物,言下之意,外国律师也可以看,不是律师的人也能看。但是定位之后,以什么来丰富这个定位,后来我想了四句话,就是想律师之所想,言律师之所言,急律师之所急,忧律师之所忧。

主持人:[刘桂明]:第二,一个刊物的本位是什么,就像做律师一样,你的本质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个刊物本位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刚才王卫国教授的话,一个是繁荣学术研究,还有是培养学术新人,后者可能更重要,在研究者里培养学术新人,还有是在学生里培养学术新人。

主持人:[刘桂明]:第三,品位,今天徐校长谈了品位的问题,一个大学怎么样受到尊重,怎么样成为一个知名的大学,有名的大学,就是要受到尊重,就是品位。我觉得对于学报来讲应该抓住两个品位,一个是思想品位,一个是文化品位,我们起码隔一段时间要推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思想,推出一个让学术界都觉得震撼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学报的成果。还有就是要提升品位,我们办刊物本身就能倡导一种文化,形成一种文化。

主持人:[刘桂明]:最后我想仿造小平同志给学校的题词送给我们的学报,小平同志是三个面向,我也来三个面向:希望我们的学报能够“面向学者、面向学术、面向学生”,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南京大学综合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叶继元教授讲话。

主持人:[叶继元]: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接受邀请来参加我们学报的首发式。中国现在的学术期刊到底有多少,我们查了很多书,包括新闻出版署的资料,数量都不统一,各个类的期刊也没有确切的数字,这样给我们分类评价,以及其他的评价都带来一些问题。这个数字确实是动态变化的,但是作为中国学术期刊界,如果基本的数字没有,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关部门的决策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在两年前决定搞,把基本数据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看看我们的结构,以及看看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持人:[叶继元]:第一,关于社会科学类的期刊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概念以及分类的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尤其是国家管理部门,他们是不太分,他们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对学术期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视不够,今年在北京开的世界期刊大会,主要是谈的是非学术性的,新闻出版署也谈到学术期刊要有退出机制,但是很多东西还不受重视。前段时间大家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类的评奖,学术、非学术混在一起,这样肯定不利于我们学术期刊的发展。

主持人:[叶继元]:我们觉得社会科学类的期刊和学术期刊一定要理清,我们也参考了国外的定义,比如说要参考同行的评议,只要是同行评议的才是学术期刊,按照这个定义就非常少了,而且中国现在的学术期刊,号称有同行评议的也很少,我们现在了解到,可能有很多,都是形式上的,更多的还是编辑评审为主,中国的现实是经费和专家的数量,以及愿意不愿意都是问题。我们结合中国学术期刊的情况,搞了一个广义的学术期刊的概念,也就是把半学术,像指导性和学术性混杂的,我们都包括了进去,这也是第一次搞,也想不能遗漏太多。

主持人:[叶继元]:还有一个分类,新闻出版署的有关分类,分成七大类、四大类,从适用的角度,互相之间也有交叉,不兼容,比如说分成社会科学类,又有教育类,文学艺术类,这些都重复,所以我们想用学术性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分学术或者是半学术,或者是非学术类。最后我们把新闻出版署9000多种期刊,我们拿来认定了一下,9800多种当中有一半,4500种是社会科学类的期刊,在这个当中我们又广泛征求了学者意见,最后认定比较宽的是2770种。

主持人:[叶继元]:第二,有了2770这个数字以后,我们就把基本信息建立了数据库,还有各种学术期刊的沿革变化,我们查了很多数据库都说不清,一个刊变化的几次,像这种基本信息我们都做了,至少在05年以前的沿革变化,基本上是比较全了,和哪一个刊合并,以后又改成哪些刊,就比较清楚了,今后这个数据库我们每年都会更新。

主持人:[叶继元]:刚才大家提到了学报,按照我们的统计,主办单位是高校系统的是1117,还不包括党校系统,党校系统还有109种,1000多种里除了普通高校,还有很多职业学校,还有电大,这都包括在里面了。学报的综合性,根据现有的分类是400多种。

主持人:[叶继元]:第三,关于这么多期刊发的论文,我们考证了一下,教育部有一个统计,我们号称五大系统,到底有多少,我们考证了一下,现在初步的结果,保守是50万篇。刚才说到引用率的问题,现在很多期刊就唯这个,但是在我们看来有误导,而且现在已经有一定异化,一些期刊只管这个指标,而不管其他质量的提高,所以说,还是要回归到学者的本体。不管怎么说,从引文也可以看出影响力,我们对53万篇论文,我们有8年的数据,大概是5%的文章关注度比较高,被引用15次以上,引用1次或2次几乎占了一大半。

主持人:[叶继元]:最后,我讲一下学术期刊现在存在的问题,从宏观的管理角度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比如说宏观结构问题,综合性的确实是太多,但是我们主张,学报在学术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力量,学报中也有很多名刊,还有名栏,确实有些刊物办的比较好。我们觉得从管理体制上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改革,而且要加大。

主持人:[叶继元]:办刊主要的主编、编辑,但是现在对主编、编辑的主动性、责任性,包括定位、待遇都没有切实的措施,你想职业化、学者话,编辑都没有安心编辑,那就很有问题,包括期刊社的法人定位,很多都是形式上的,你要想规模化、集约化,可能都不大现实。我就简单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先生发言。

主持人:[仲伟民]:我想说这句话,第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创刊,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又有了一位同道,忧的是,目前学报这么多,在创办这么一份学报怎么办,政法大学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基本上还是商业性很强的学校,以法律为主,目前政法大学又有一个很好的杂志,有政法论坛,他们杂志办的非常好,尽管在教育部评名刊的过程中没有评上,但是它的水平绝对不在目前所评的名刊水平之下,由于种种的原因,政法论坛没有挤到名刊里,我觉得也是非常遗憾的事。

主持人:[仲伟民]:第二,对全国的学报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看法,我作为一个学报的负责人,经常听到对学报界的批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学报怎么样办好,所以说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就目前来看,据保守的统计,全国有1000多种学报,学报的两极分化特别厉害,说句不客气的话,真正办好的学报,我想可能不会超过30家,在这之外,可能也会发一些好的文章,但是大多数文章我觉得都是垃圾。这句话说的有点刻薄,但是我觉得是实际情况。政法大学学报在目前的状态下,挤到学报的队伍里来,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好大时机,增加了诸位工作的难度。

主持人:[仲伟民]:第三,关于综合性期刊的命运问题,中国的杂志确实非常特殊,那么多的综合性杂志,其他国家看不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专业性的杂志极少,综合性的杂志极多,和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学术潮流不一致,我觉得不知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前途,至少目前来看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假如中国的体制不改变,期刊界的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

主持人:[仲伟民]:我们现在办学报,不是看重学报发了多少好文章,而是看你被多少文摘转引,从统计学的角度说可能是合理的,可是和学术研究的本质是绝对不合拍的。现在我们的一些评价指标,以及我们的评价体系,以及我们的行政机关恰恰就看这些具体的指标,就让我们没办法,拼命地抓这些指标。比如校长给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办成以文史为主的杂志,其他的文章少发,我现在就很难做到,如果这一期全部是文史的文章,在外面的转引率就极低,到年底写文章的时候就很难开口,我们的GDP就不能够达标。

我说了这些,也确实是客观的情况,政法大学的学报是新参加进来,可能有很多的高招,希望从你们这里学到一些东西,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发言。

主持人:[余三定]:我们《云梦学刊》是由湖南理工学院主办的学报,《云梦学刊》也得到了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欢迎各位有机会到我们那里作客、讲学。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我翻了一下,讲到了一些学术交流,作为兄弟刊物,以后我们还会有合作。下面我谈三个看法。

主持人:[余三定]:我翻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扉页,就给我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说的非常好。“为学不做媚时语,只向真理低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学术界实际上已经很腐败了。

主持人:[余三定]:第二,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出来就很大气,各位高校学报大家也都提到了自己刊物特点和要点,我觉得学报的特点还有一点就是自留地,办刊学校自己的自留地。学报是个学术平台,也是学校的学术平台,规定了版面至少本校要有多少。东北的一个高校,规定的只能发校内的稿子。我看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就是开放,不只是向校外开放,还向法学界以外开放。

主持人:[余三定]第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栏目设置,可以说是别出心裁。法治文化这个栏目就很有意思,还有学术规范,在其他的学术刊物上都没有见到过。还有信息量很大。我简单地谈下对法大学报的三点印象,也是我们所有学报要努力的方向,和各位共勉。我再一次诚挚地邀请各位到我们那里讲学、研究。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北大学报的副主编刘曙光教授讲话。

主持人:[刘曙光]:尊敬的李老师、杨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各位同仁,首先我代表北大学报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创刊首发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创刊,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有很多朋友,一些知名的学者加入到我们的学报队伍中来,这些知名的学者,对我们学报的发展,对于我们学报走出困境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有非常好的条件,有学校的支持,现在在很多学校,学报是被边缘化的,特别是比较大的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各位同仁,他们也不是新手,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我相信这个刊物会办得非常好。

主持人:[刘曙光]:我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感到压力,因为这么多种办刊物的人进入到学报队伍,可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压力,我们的学报有可能就会被淹没。刚才各位老师谈到高校学报社会影响并不是太好,其实在两年以前,综合性的刊物困境,大家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和江西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会议中也谈到综合性刊物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两年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主持人:[刘曙光]:我对如何走出困境不是太乐观,在高校里学报的发展,为什么在2003、2005年,教育部推出名刊工程,一方面就是针对学报面临的困境,学报这么多,但是有影响的,学术质量高的并不多,教育部当时的设想,就是希望通过三五年的建设,有一批学报可以一比高下,或者是力量差不多,但是从03年启动之后,也有几年时间了,现在回顾和反思一下,我感觉到一方面质量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学报也改变了过去大而全的做法,从各方面的数据也说明高校学报的转引率都在上升,这是比较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在当时教育部名刊工程座谈会上各位主编都提到,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报,把期刊分成三大类,A类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这些,其他各个省社科院办的刊物是B类,在学报类一律是C类,我们说学报是三等残废,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学报要想跟他们抗衡是根本不可能的。

主持人:[刘曙光]:我以前就说过,办刊就是两种命运,要么是良性循环,社会地位高了,稿源也很多;要么是社会地位不高,没有好的稿源。再一个,教育部的目的是通过名刊名栏的影响辐射到各个学报,不要办成大而全的刊物,但是从现在来讲,追求特色化的时候,有的院系就有意见,为什么不发我们院系的文章。还有的是特色选择不恰当,这样办出来也并不是刊物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学报要走出现在的困境,还是有相当长期和艰难的过程。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我们请北师大的黄易青教授讲话。

主持人:[黄易青]:首先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学术界、学报界的学者、主编见面,我们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真诚地祝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创刊,尤其是早上听到徐校长的发言,我觉得很有启发,他提到的三个标准、三个起点,对我们是很好的启发。

主持人:[黄易青]:第二个目的,我们来听听同行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教育部重点学科基地,就是民俗典籍学科研究。我有机会听到各位同行的意见,很有启发。

主持人:[黄易青]:第二个目的,我们来听听同行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教育部重点学科基地,就是民俗典籍学科研究。我有机会听到各位同行的意见,很有启发。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之后,我有四个问题。

主持人:[黄易青]:第一,高水平和普及的关系。我们如果按照世界的结构,或者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宝塔的尖总是最小的,如果低水平重复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正确对待,以及我们怎么样改造下面低水平的问题。作为一个刊物,我们每一期、每一篇,比如说30篇文章,我们不可能都约到很有影响的、学术水平非常高深的文章,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

主持人:[黄易青]:作为一个刊物,比如说全国有1000多个学术刊物,让每一个都办成高精尖的是不可能的,对于底下的办不办,或者是怎么样改造自身,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也是要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黄易青]:第二,学术研究和学术力量培养的关系。学报我们要面对学生,比如说研究生、本科社,让本科生、研究生也参与进来,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术类研究与学生的培养。是不是学生参与进来,或者是面对他们,这个和水平的关系该怎么处理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黄易青]:第三,学术研究与社会上的人文环境,以及我们现在社会体制,包括学术风气、社会风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学者怎么样超出社会潮流,能够不受社会潮流的制约和影响。学术的真理并不产生在学术主流上,我们怎么样处理外部环境和学术研究的关系。

主持人:[黄易青]:还有刊物和读者的关系,我们作为高校的教师,我们也是编辑部的成员,我们刚才一再说,学报的读者很少,但是我们的教师也很多,我们想想,刊物没有人读,为什么不读这些文章,或者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但是是不是说写的好文章就一定读呢?恐怕也不是这样的,读者和学者你应该检查自己,这是我的思考。我现在也没有想好,就提出这几点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发言。

主持人:[赵虹]:我们是小刊,和大刊没法比,要说经验,只有一句话,就是傍大腕。我觉得这个政法大学的学报有三好,第一创刊选的日子好,引用文革时候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现在正在召开十七大,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法大学刊创刊了,多好的日子。

主持人:[赵虹]:第二,编辑部人选的好,有德高望重的李德顺老师做总编,有杨玉圣老师这样的具有极大号召力的人来整体操盘,有邰利琪、张灵、陈夏红、贺维彤等,人选的好。

主持人:[赵虹]:第三,来宾好,在座的都是教育界的知名大腕,我觉得这个学报肯定能办好,5年以后,等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我们的法大学报5年大寿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一定会更加开心!

主持人:[赵虹]:法大的学报,我觉得它和其他的学报有不一样的地方,十七大报告我们都看了,依法治国也好,民主建设,和谐社会,怎么和谐呢,首先是法律,法律是底线,没有这个底线,市场经济怎么样建立?所以说,作为法大的刊物就有特别的担当,它不仅仅是规范学术,推进学术创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建设、社会进步要做出贡献。我觉得这个刊物不能仅仅是学术的问题,十八大以后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再看法大的学报,因为它发表的文章也好,阐明的思想也好,除了学术的建树之外,对中国的法律建设完善,我们提供了多少思想的智力资源。我希望法大乘着十七大的东风,越办越好。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政法论坛的主编陆敏发言。

主持人:[陆敏]:首先我代表政法论坛,代表我们编辑部祝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发行式隆重举行。我作为政法论坛的老人,我对发展沿革的过程知道的比较多一些,我从83年到中国政法大学,那时刚成立,北京政法大学学报就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到了85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改名的风潮,比如说济南政法大学的现代法学在学报之外都更名为专业期刊的名字,我们也不能免俗,我们就更名为政法论坛,当时就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几个字想去了,结果新闻出版署、教育部不同意,就是要求政法论坛后面要写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学报的性质还是不能变的,所以说我们政法论坛办到现在,在咱们创刊号之前,我们一直是政法论坛后面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但是现在我们成了兄弟刊物。我想别人可以说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办的不好,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嫌自己丑。

主持人:[陆敏]:第二,我也相信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在李主编、杨主编的努力下,一定会越办越好。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我们编辑队伍的素质高,我们李德顺老师是政法大学四位德高望重的终生教授之一,另外三位法学家,都是我们法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杨玉圣更不用说了,我们专门请他到政法论坛编辑部讲过编辑规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现在也是适得其所。有这么一支素质高的编辑队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肯定比以前的政法论坛会办得更好,我们压力也很大。第二是人气高,今天出席座谈会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名家、大家,光记者就来了小30位。第三是心气高,我们的刊物定价都是人民币,而我们是港币、欧元都写上去了,说明了我们要走向世界,我相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肯定会办的更好。

主持人:[陆敏]:第三,提个建议,如何处理好校内稿件和校外稿件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60%是校内稿,后来慢慢就转变观念了,我想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我们现在学校领导都提倡把我们学校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想我们的学报跟政法论坛的区别也就是综合性,我们学校很多新兴的学科需要扶持,除了把刊物面向全社会以外,毕竟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还是要对咱们本校的非法学学科有所倾斜,因为我们毕竟也担负着培养学术新人,发现学术新人的任务。第二就是处理好学校内部几个刊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咱们学校现在有三个法学的刊物,比如说行政法学研究,还有比较法研究,还有政法论坛,这几个刊物在法学界200多个刊物里,在历次的评比中,一直是前20名的,现在又办了一个学报,如何处理好几个刊物之间的关系,我想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本身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法学在我们学校是大头,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反映一些法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其他几个刊物,在学报上应该更注意反映我们学校正在冒尖,或者是尚未冒尖或极力扶持的学科,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政法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斌教授发言。

主持人:[刘斌]:我拿到这个杂志以后,总的感觉是很大气。我谈三点感受,两点建议。

主持人:[刘斌]:感受:第一,高远的学术定位,第二,广泛的学术资源,第三,严谨的学术态度。高远的学术定位,我这里不想谈,广泛的学术资源,在座的大家,包括李老师的影响力,玉圣的影响力,我也不想多说了。我谈一下严谨的学术态度,学报的内容、行文非常严谨,据我所知,学报创立的时候,尤其是创刊号发的时候,学报的主编也顶住了很多的压力,据说有很多党和领导人的文章要上学报,被我们主编顶住了,这种精神我个人认为,能把这个事顶住了,我是非常佩服主编的精神,这就是风骨。

主持人:[刘斌]:两个建议,作为一个学报,一定要在打造名牌栏目上下工夫,一两篇好的文章容易做到,但是打造出很好的栏目来,把整个学报的层次提升上来,这个不容易做到,我觉得学报上将来怎么样打造栏目,继续地深入研究。

主持人:[刘斌]:另外,作为编辑,在删减作者文章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原意,有时候把重要的话删掉,不重要的话反倒上去了,这种现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相信有这么好的主编,有这么好的专业编辑,有这么广泛的学术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一定能够办成国内有影响,国际知名的刊物,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副研究员李万生先生发言。

主持人:[李万生]:我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人,基本上对外面很不了解,再加上我写文章非常慢,一年写不了几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还是有点感想,就随便说两句。

主持人:[李万生]:刚才有位先生说,中国有1000多种学报,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就想有这么多学报,都是双月刊,还有月刊,有那么多东西要填满,我想这个杂志怎么能办的好,我就想,能不能这样:根据自己杂志的情况,实在没有好稿子,一年就出一期;稍微好一点就一年出两期,如果全国的1000多种杂志,一年只出一期的话,大概一年就是1万多篇文章,这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主持人:[李万生]:今天到这里来,我也确实感到非常亲切,我希望学报越办越好,当然也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稿子的问题。我想能不能在组稿方面、发稿方面有是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学报一期里面要是有三五篇文章都非常好的话,那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的所有心意都在我写的送给法大学报的一副字里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接下来我们首都博物馆的馆长郭小凌先生讲话。

主持人:[郭小凌]:今天出席会议的大多是学术期刊的负责人,我是外行,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可是就像一个厨师,他烹调食物的好坏,食客也可以或多或少做一些评估,我听到的内行、专家们的看法,也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比如说刚才余先生谈到,希望把政法大学学报办成一个开放的期刊,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因为高校的期刊确实是自己学校的自留地,往往是本校的教师在外面期刊发不出去的文章拿到本校的期刊上发表,我想我们的学报应该办成开放的期刊,我们出色的学者总是少数,能写出新意的作者也是少数,你不开放,你期刊的文章质量够会受到影响。刚才有的同志提到,他们办期刊的经验就是傍学界的一些腕,这些腕动总是少数,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

主持人:[郭小凌]:另外就是发现新人,我们国家人口很多,聪明人的基数也大,有潜力的年轻的学者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多的,1300份人文的期刊,也不一定够,就我所知,国外的一个很小的学科,古典学学科的期刊就有1000多种,而从事古典学研究的研究者,整体来说远不如我们国家的学者多,所以倒是不怕低水平的重复,我觉得大部分国外的期刊,就我的所及看到的期刊、专著,大多数都是低水平的重复,他训练人,出色的杰出的文章,让你拍案叫绝的作者是很少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如果有这样的新人、老人的作品出现,那是一个很好的事。

主持人:[郭小凌]:有的同志也谈到,学界曾经是一块净土,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古今中外的学界从来不是净土,英国有一个考古家,考古学界也是一个名利场,有门户之见,有尔虞我诈,学界也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不过学界有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理性的规范,可能学界的多数人的自治的能力,理性的思考可能多一些而已。

主持人:[郭小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理性多一些,刚才有的老总谈到,你是政法大学,你是法律学科为主的大学,这个学报当然就要更客观一些,就是更科学一些,完全的客观和科学也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人,就要有感情,就要有立场,总是要有各种各样主观的介入在你的选择和写作中,我们可以更冷静一些。有的同志也谈到,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写的不好,我也拒绝给你登,这是需要勇气的。我没有更多的想法,祝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能够越办越好,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发言。

主持人:[李曙光]:我今天主要是捧场来的,我今天就谈一点,究竟如何看待学报的性质,从学报的性质来看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怎么来办。我个人理解,从理论上来说,学报应该是一个大学自己发表学术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一个载体,理论上来说,一个大学应该有足以支撑这个大学学报平台产生的一个学术力量和学术思维主体,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大学就不应该办学报,所以刚才有一些学者说,中国的学报多了,中国有多少所大学,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有多少学报。从理论上我们推论,应该说学报原本的性质,应该是发表本大学的学术思想平台,现在异化了,这是因为多种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学术市场结构的缺陷,学术市场天生就有缺陷,比如说学科实力不济,有的大学甚至都不应该办,没有那么的能力办,他没有基本的学术原创性的来源,没有这样的学术队伍,所以说大学办这个学报办不下去,如果要支撑一个学报的话,不得不依靠其他大学提供的学术思想支撑他的学报的存在,所以就有了学报刊物无序竞争的现象,抢名家的稿子,抢大家的稿子,这也是一部分学报办不下去主要的原因,因为留给他们的就是极低端的市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学报市场的混乱,或者是对于学报性质认识的差异。可能更重要的是,本源来自于学术市场的混乱,学术市场的先天缺陷。

主持人:[李曙光]:我们再看看政法大学的学报,我本人自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应该是两个学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从整个学报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中国政法的法学这块应该走到全国最前沿了,政法论坛作为这个大学的法学研究思想的载体,政法论坛已经做的非常好了,当然需要更好。但是我觉得它是中国政法大学一直以来的学报,现在这个学报要办的话,我个人认为从规位的角度来说,这个学报是中国政法大学多学科发展当中,就是非法学这一块的发展,我们确实缺乏一个载体,但是近几年政法大学的发展,出现了非法学的大家,像李德顺这样的大家,杨玉圣这样的新秀也过来了,像这样的结合,我们没有一个载体,而且都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我想政法大学把学报分开来,我认为应该是有必要性的。

主持人:[李曙光]:我个人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如果和政法论坛形成双龙合璧的完整的学报,我希望发挥它在文史方面的影响,尽量减少跟法学这块的竞争。这也是我的一个期盼。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跃宁教授发言。

主持人:[卫跃宁]:我简单说一下,我在政法大学科研处,是做服务的,学报实际上从开始的孕酿到产生,到最终的出台,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一方面政法大学领导强有力的支持,另外教育部也很关心,而且很快的打出来,也说明我们的办事效率是非常高的。

主持人:[卫跃宁]:刚才有的同志说,现在的学报很多,但是,很多学者和研究生的文章很难发出去,我觉得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创刊至少又给广大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自己学术风采的平台。

主持人:[卫跃宁]: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学报能够保持一种高端的态势,希望我们的学报还是能够走高端学术、高端创新,办出自己的特色。学报要办好,求急不行,急功近利不行,我觉得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留下自己的痕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谢谢。

主持人:[李德顺]:下面请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讲话。

主持人:[贺卫方]:我听了一上午的发言,感觉也很强烈,跟在座的许多朋友一样,我在刊物方面也做过一些事。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的时候就做过比较法研究,前后八年时间的副主编,前后做了16年的编辑工作,也深知做这样一种刊物的甘苦,在若干的刊物市场中新出现这样的一份刊物,今后的命运如何,大家也希望越办越好,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主持人:[贺卫方]:可能独立性是今天非常重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刊物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立场,没有一个独立的追求,对外部的一种干预的抗打击能力,这样的刊物很难有学术的生命力。中国大学的发展,包括大学里学报的发展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达到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真正分离,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一批清流学者,就以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胡适为例,他的独立品格确实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宪政方面也发表了许多的观点,直接对国民政府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的校长中可以是凤毛麟角了,到了50年代,我们没有真正的学术话语,到了现在又有一种分的倾向,不过如果一个学者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就会给人感觉这种学者有人格上的分裂。

主持人:[贺卫方]:当然了,和政府抗争可能是一种英雄,但是也会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会流俗,今天在网络时代,学者们经常发表独立的观念,经常会被成为批评的对象,某些批评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观点,只不过跟流俗不同,在这样的方面我们能不能有所坚持,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从事学报编辑也好,从事研究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验,所以我的期盼就是,我们对政府也好,对其他也好,都能够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像过去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部的发文拒收,教育部给钱拿下,我想我们学报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发文拒收,给钱拿下。

主持人:[贺卫方]:第二,刚才不少朋友都谈到了学报怎么样定位的问题,曙光教授还统计了一下,有9篇文章是法学方面的文章,似乎跟政法论坛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我自己感觉到从我们刊物的定位,我期盼能够变成一个更加具有交叉性的刊物,也就是说,他的法学文章跟政法论坛上的文章在风格方面,比如说李老师的这篇法治文化,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去研究法治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我觉得就会不一样,就会有一些分别。我自己觉得,一个学报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表哪些类型的文章,而不在于是什么问题。在湘潭大学曾经有一个研讨会,有是非经济学家谈中国的经济改革,请了一批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大家来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这个很好,有一种邻壁之光,能够显现出专业里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希望我们的学报在交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主持人:[贺卫方]:第三,我有点怪怪的期盼,就是注重趣味性,学报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巴巴的,但是好的学术文章,或者说我们判断一个伟大的学人,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学人不仅仅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间有所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而且一定会有一种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一种修辞的风格,比如说罗马史专家孟森,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认为他在文学方面已经达到了辉煌的成就,我读中国史方面的书,我就喜欢读谢国珍教授的文章,我不喜欢文章有提要,就像侦探小说还没看呢,就告诉你谁是坏人,一篇好的学术文章,是要读到最后才恍然大悟。李老师的文章就很有味道,那样的一种层层剥笋似的逻辑感,我想有趣味的研究,我相信这份学报在你们的组织下能够做的更好。

主持人:[贺卫方]:第四,真正的丰富多样性,这点玉圣也非常的关注,大家可以看到学报里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花19美元,而且把人民币汇率都给搞错了,提前让人民币升值了,花19美元读下来,感觉到没有白花,各种各样的资讯,让大家觉得,不仅仅是学术成果的载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窗口,最后一点,我想学报之难,一个刊物之难,一项事业之难,在于持续性,首先刊物本身的平衡性也很重要,我就说你们的报纸如果是说只是发表一点杂文的版挺漂亮的,其他的版就无法看,这种报纸就无法吸引优秀的学者给你们写文章,一份好的报纸,保持一个品质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说,一份刊物一期,三两篇文章就不错了,总需要一些搭配,但是这样的话,就把优秀的学者给搭配没了,所以我觉得文章本身要保持某种平衡性。另外一期一期的越办越好,至少不要越办越糟,或者是一期糟一期好,这样就会影响刊物整体性的地位。

主持人:[贺卫方]:总而言之,一份学术刊物本身代表了一种评价机制,我们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刊物说发表了文章,马上就有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我期望这本刊物能够办成龙门一样的刊物,我祝福我们的刊物是好运之龙,在汪洋大海里潇洒自如地往前走,走向美好的前方,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德顺]:谢谢贺教授,我们的研讨发言结束。下面有一项是学报的常务副主任张保生做答谢。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赶来,我就代表他说几句。刚才的研讨会上各位行家、高手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想学校要办这份学报,是和学校的发展形势相关的,现在学校自己要求向多学科方向发展,最近这些年主要扩展了非法学学科,非法学科怎么样发展,不可能像北大、人大那样发展起小而全的哲学学科、文学学科,不可能那样发展,又要有特色,作为政法大学发展起来的,必定还不能离开法学学科的基础和资源,那么就有一个怎么结合的好的问题,我来以后让我当人文学的院长,我就考虑这些人文学科,人文学院有五个一级学科,都是非法的,在政法大学要发展这些非法的学科,你做什么才能成为特色,当然还是要依托法学的资源,但是政法大学不可能完全只在法学上发展,就法学的发展也要扩展,也要向文化这个层面进展,这样法学和和非法学的生长点有了一个契机。

主持人:[李德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以后对法大学报这个最新的刊物多加帮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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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燕云

满燕云

125篇文章 10年前更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中国项目主任。1993年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担任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教学和研究兴趣集中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公共财政、经济住房、土地和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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