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冒进还是城市化不足？

（房地产报）本报记者 刘辰/文  

4月21日，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举行成立大会暨财产税、地方财政及城市发展研讨会，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和来自政府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北大林肯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联合成立，其宗旨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针对城市发展、土地和住房政策、财税体制、交通和环境等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事学术研究、教育培训和政策咨询。

不同观点的碰撞一直是论坛最吸引关注的重要元素。4月21日，关于土地与城市化的论坛上，就出现了两种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截然不同的言论。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中国城市化冒进而导致各种土地问题的痛心疾首。而戏剧性的是，下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ohn Quigley的演讲中，“中国城市化进程过慢”被提出，与先前陆大道的观点完全相反。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处在冒进还是不足的状态中呢？

城市化速度之辩

陆大道将1996~2005年这段时期归为“冒进式城市化过程”，“城镇化必然是长期的积累和长期发展的渐进式过程。”陆大道说，“然而，近10年来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

陆大道指出，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80年，美国经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日本比其他西方国家用时短，但日本人口少，要解决就业的人口也相对的少。”

他认为，中国走进城市化冒进误区仅仅缘起于一个国际经验和一名外国专家的一句话。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在2000年城镇化率达到36%，正好是处在需要“加速”和可以“加速”的时期。加之这个时候，应邀来华参加城镇化论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这句话带给国人巨大的鼓舞。但在陆大道看来，斯蒂格列茨“并不了解中国国情”。

“城市化水平应该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陆大道说，“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于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98亿总人口中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镇化高达75%以上，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是其经济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失业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超过三分之一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2000万人流浪街头，出现虚假城市化的“拉美病 ”。“在我们中国也出现了相当程度“虚假城镇化”和“贫困城镇化”，也即相当规模的过度城镇化。”陆大道说。

有意思的是，在下午的演讲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Quigley教授却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远远不够。“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受限的城市化进程，尽管现在处在新经济发展中，也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但城市化进程却是低速的，一部分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的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他说。

Quigley在演讲中出示了一张图表，图表显示，当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数值时，城市化率却在平均水平以下。

“另外，城市化的分散也构成速度过慢的原因。”Quigley补充，“中国有太多的小城市，并且效率太低。过去，国家政策鼓励投资大城市，但只允许移民流动至周边的小城市，很少有移民到很远之外的地方。如果农村的劳动力迁移至城市，将创造3倍的生产力；如果增加小城市的规模，则可以使劳动效率提高25%甚至更多。”

Quigley建议中小城市应该重点制造业，但他认为，尽管现在中国地方城市有着多种产业基础，但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专业化。而大城市财政和商业服务总体在快速发展，却不普及，很多服务仍然只着眼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根据建设部门专家的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300万亩以上，2002年上升到500万亩左右。沿海各省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在1997~2000年期间，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为270多万亩；而在2001~2005年期间，该数量已增加至328万亩。

“因此，在过去10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陆大道在演讲中犀利地指出，“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我国城市人均占地曾经长时期偏低。但十多年来城市人均占地已经很快达到110~130平方米。“这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不可能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城镇化。由于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这个高指标并没有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普遍明显改善。东京人均用地也才只有78.7 平方米，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均建设用地才35平方米，而在这样的标准下，它们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水平，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城市。”陆大道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符育明博士认为，陆大道所讲的城市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其实并非因城市化本身而起，而是在城市化方式不当的情况下，由各种外在因素诱发。实际上，如果农民流动到城市，农业用地应该增多而不是减少，城市化的好处本应是省地，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解决陆大道所提出的耕地问题。

但符育明表示，不一定要单纯以增加小城市规模为目标。他介绍，通常发达国家的城市规模乘以城市排名，最后结果为常数，即最大的城市规模是第二名的2倍，是第10名的10倍。“在发达国家，大城市功能、产业多元化，但重要的产业单一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型城市，例如汽车城市底特律、石油城休斯敦、硅谷所在的圣何塞等等，不同城市分工不同，小城市应该更加专业化。”他说。

无论中西方在对现状的判断上有怎样的不同，但在方法论上却非常一致：与会专家几乎都同意中国应该增大城市的密度，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率。“中国必须提高密度。”陆大道说。这个观点在Quigley等教授那里也得到赞同。

Quigley还补充，合理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十分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呼吁工业废气用地的再开发，而不是开发新地。